索·恩 │ 大西洋的初代霸主——西班牙的征服与霸权

西班牙采取了与本土印第安人结盟的方法,运用令人迷惑又向往的“征服术”使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臣服。在打破原来旧秩序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新秩序的主宰者。

尽管有夸大其词的教宗训谕,但发现新世界后西班牙人便进行征服绝对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不同的人从务实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造成了种种偶然结果,它们累积起来成为一种新结构。

西班牙人与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之间的数量比最初几乎还不如葡萄牙人与亚洲人或非洲人之间的数量比。(另外,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将新世界的旧主人称为Indigenas,而是可以继续称其为Indianer,因为与在拉丁美洲一些地区使用西班牙语的Indio不同,德语中使用这个词没有蔑视的意思。)西班牙人的这些成果背后隐含着需要解释的历史事实,即与亚洲人和非洲人不同,美洲原住民与欧洲人交手几乎每战必败。因而在亚非的例外在美洲很快成为惯例,探险远征、贸易远征和劫掠远征演变为征服占领。

在新世界缺乏收益首先导致原构想的改变。1494年维持海地岛上的站点要花费整整10.4万杜卡特金币,但黄金开采量仅仅价值3万杜卡特。筹措继续推进的经费以及建立更大规模的黄金开采矿山需要更多的资金,超出了王室能够和意欲筹措的数目。因此,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得到鼓励,前提条件是王室的控制和利润须得到保证。于是固定贸易据点体系的葡萄牙模式出现变化,开始更加注重统治的形成。

目标不再是通过扩展贸易空间使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扩展统治空间使长期利益最大化。因此,欧洲的扩张在这里从初级经济进程发展为政治进程,变成征服旧主人以便移民,而为了安置移民而建的就是Kolonien,此处使用的是这个词原本的词义居住点,尽管当时并不是这样称呼它的。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这一进程于数百年后才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

于是,征服者(Conquistadores)对黄金的渴望作为征服美洲(Conquista)最显而易见的动力被激发出来了。然而,这种疯狂的贪婪不只是一种个人恶习,它是经济和社会的普遍倾向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因为经济活动需要稳定的支付手段。在中世纪后期资金普遍短缺的背景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通过降低铸币成色引起货币贬值,为战争和内战筹措经费,造成的后果是货币混乱。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虽然通过恢复铸造金币成功地进行了货币改革,但因争夺格拉纳达的战争还是陷入了财政困境。皇帝查理五世的政策很快就表明了他们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要求。尽管在此期间,整体经济的瓶颈已经消除,但对于近代早期贵族阶层的财政来说它依然存在;由于统治者实行耗费巨大的大国政治,在西班牙更是如此。

各个征服者意欲获得财富的目的惊人相似。是用战利品进行营利性投资(也是为新的征服战筹措资金)还是肆意挥霍金钱——这完全不是在精于经商和奢侈铺张之间作出个人的历史抉择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这个问题。确切地说,依照贵族的价值观,财富首先是通过巨额忠实的本地盟友是不可或缺 的,尤其是在幻想破灭的阿兹特克人已经不再顾忌自己的统治者还在异族人手里的时候∶1520年6月30 日夜里,即在那个悲痛之夜(Noche triste)里,西班牙人撤退时在可怕的战斗中差一点被全歼。一年后科尔特斯卷土重来,率领反阿兹特克联盟的大军攻占了已被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传染病大大削弱了实力的特诺奇蒂特兰,并将其作为他的殖民地新西班牙(Neu-Spanien)的首府地位的作用,征服的动力尤其以此为基础。

忠实的本地盟友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幻想破灭的阿兹特克人已经不再顾忌自己的统治者还在异族人手里的时候∶1520年6月30日夜里,即在那个悲痛之夜(Noche triste)里,西班牙人撤退时在可怕的战斗中差一点被全歼。一年后科尔特斯卷土重来,率领反阿兹特克联盟的大军攻占了已被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传染病大大削弱了实力的特诺奇蒂特兰,并将其作为他的殖民地新西班牙(Neu-Spanien)的首府。

在那里,西班牙人十分乐意与当地的盟友合作,他们做出是那些盟友的解放者的样子,或者说至少很乐意与忠诚的当地女人合作。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地用现代眼光将这种“合作者(Kollaborateure)”理解为叛徒,因为他们的忠诚不属于当时尚不存在的民族,也不属于让他们处处感受到压制的帝国,而是属于自己的小群体。充其量他们谋取的是小群体的利益,如果不单单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话。

作为个体,他们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属于“文化中介人(cultural brokers)”的类别,如皮萨罗目的明确地捕获并训练出的翻译,他们多少具备一些能力活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精神层面,甚至活动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第三空间”里。俘虏,后来还有混血儿,都特别适合做这类事情。

在这一征服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进程模式,我们可以直接称其为征服术(Technik der Conquista),只要将皮萨罗的行动与他表弟科尔特斯的行动进行比较,我们就能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些模式。宣传那个地方的财富非常重要,这对西班牙人而言是一种刺激。就连命名也对他们具有同样的作用,除带有宗教背景和与基督教圣徒相关的名字外,常见的还有在家乡的地名或国名前加上新,或者是加上具有诱惑力的词。

从土著人的视角看,无论是出于个体利益还是出于群体利益,与强大的新主人结盟完全是可能的,特别是因为至少在最初,新主人的统治体系与之前的没有根本区别,这大概是普遍的认知。征服和扩大西班牙人的统治体系只有借助当地盟友才有可能,从另一方面说也只会出现这种结盟,因为与其他大洲不同,这里几乎不存在与更大的政治体的联系。

征服背后的思想依据是西班牙国王先验地认为他们有权统治新世界,这一统治思想原则上不认同印第安人是权力对等的主体而与其缔结条约。自1513年起,征服者有义务宣读所谓的要求(Requerimiento ),即一种经过公证文书证实的公告,将这一权力告知印第安人。只有在拒绝皈依和臣服之后才能转而采取军事行动。

远征尚未西班牙化的岛屿或在南美洲北海岸抓捕奴隶已经成为常态。一些善心的传教十被自己的羔羊们打死。因为之前传教士的西班牙同胞袭击了他们的族人并将他们掠走为奴。因为所有的控制努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皇帝查理五世决定于1530年全面禁止奴役印第安人。迫于既得利益者的压力,1534年该禁令又被取消,1542年重又颁布,并且成为当时颁布的改革法的永久性组成部分。

然而,已成为奴隶的人没有随之立刻被解除奴隶身份,各边境地区因战争而合法化的奴隶制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奴隶制是印第安人经受的最极端的强制劳动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由于怀着贵族阶层特有的碰运气的心态,西班牙移民几乎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因而新世界的经济开发(mise en valeur )要靠役使印第安人来进行。

也就是说,印第安人不仅要成为基督徒(关于这一点人们经常能读到),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随之经历很大程度的欧洲化。赤身裸体、信奉异教的散居者应变成身穿欧洲衣装、信奉基督教的农民,生活在自成一体的村子里,因而无法躲避教会、政治,特别是国家财政的控制。

欧洲式的正常田间劳作在西印度印第安人看来始终是怪异的、不可理解的文化,而这种想法在西班牙人看来也同样不可理解。他们只能将印第安人的打着另一种文化印记的行为解释为懒惰。不仅公家和私人对利润的追逐经常阻碍完全出于好意表述的发展政策,而且种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也给它造成额外的困难。强制劳动(Arbeitszwang)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于是 1503年实行了印第安人劳役分摊制(Repartimientos),并以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s)的形式组织实施。王室官员将印第安人头人指派的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分给值得信任的人。这些出劳役者被明确定义为自由人,不是农奴,西班牙主人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住处、食物和衣服,有义务付给他们适当的酬劳,并在空闲时间向他们传授基督教。

然而。这种监护征赋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毫无顾忌地剥削印第安人,强行招募劳动力,拆散家庭使用女工、童工,遇有反抗或逃跑时使用残酷的暴行,其间常常连用于维持生命的最低限量的食物也不提供。这一体制或许甚至比奴隶制还糟糕,因为它无须将劳动力视为须加以维护的投资物,它可以无所顾忌地追逐利益最大化——损失的劳动力在此期间还很容易找到替代。

1511年降临节期间,多明我会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与其教友在圣多明各的教堂举行了一次布道,那场布道大概让当时在场的殖民地名流气都透不过来了。

就整体而言,剥削西班牙帝国的印第安人下层并使他们贫困化的趋势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成为白色专制牺牲品的原住民并非得不到任何慰藉,不过留给他们的慰藉只有古柯(Koka)或酒精带来的迷醉感受。

在这种躲避主义之上,还存在各种各样应对殖民强国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极富创造性的,在底层参与塑造新生的殖民社会的方式。最终也不乏集体行动。一系列社会动乱、本土运动和起义长期持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注:本文节选自《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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